刘少奇出狱后来到饶漱石的山货店，让他转告何宝珍自己过两天准备独自去哈尔滨，她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就留在奉天照顾好自己。

在上海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催促下，刘少奇伤未痊愈便赶赴哈尔滨。他到达后，立即召集哈尔滨的同志们开会，讨论中东路事件的情况。大家向他汇报：自军阀政府接管中东路，一面以大量白俄替代苏联职工，一面全方位缩减中苏共管期间中国工人的福利待遇，如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等，还在厂区和生活区设立了大量稽查进行监视。工人们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李梅五反对开展罢工这种过激行动，只提倡代工友向厂方提出合理要求，孟坚坚决反对这种软弱的行动方式，建议迅速动员工人进行大罢工。刘少奇请李梅五的妻子郭隆真发表意见，郭隆真认为工友们已经用消极怠工的方式开展斗争了，还喊出了坚决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的口号，刘少奇认为这个口号极好，拥护红毛子就是拥护苏联，他号召大家抓住这样的机遇，有组织地顺应工友选择的方式，逐步扩大、引导工友，由经济斗争走向更高阶段斗争，直到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大家一致认同刘少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1929年冬，上海的党中央接到汇报，中东路工人两次迫使资方收回缩减工资的成命，在他们的带动下，工运、学运都非常活跃。刘少奇请示挑选二十人骨干到上海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刘少奇在奉天首兽医院，通过赵唯刚了解到日本特务队的头目安排二百人骨干分散在各个机关，并打算扩展到三千人。刘少奇指示共产党打进去的人至少要扩展到二十人。他之后与刚从哈尔滨叫到奉天的赵尚志接头，赵尚志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刘少奇安排他到上海接受军事训练，并推荐甄别其他人选，确定后立即动身。而此时上海的李立三非常不满刘少奇迟迟不执行中央下达的政治大罢工指示，他认为刘少奇犯了尾巴主义倾向，下达指示让刘少奇立即举行有声势的政治运动。

1929年9-11月，苏联进攻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中东路事件以两国签订了《伯力协定》为最终结点，路局的苏方厂长原本主张裁减从苏方叛逃的白俄学徒，但中东路工业维持会会长肖世平却抓住了苏联职工复工的机会，专门裁减中国工人，故意煽动工人对抗苏联人的情绪。为夺回主动权，扭转被动局面，刘少奇让李梅五组织工人利用苏方局长也当过工人的同理心，向苏方局长请愿，揭露工业维持会的阴谋，要求收回栽人令。同时利用社会上出现的连锁反应，动员各行业工友，组织失业工友声援会，把所有失业的工人都团结起来。另一边维持会副会长韩学增建议会长肖世平再下道裁工令，把消极怠工的和煽动工运的人员都裁了。最终一切如刘少奇预想的那样，绝大部分工人获准复工。而肖世平却接到了官厅指示，让他马上把事情压下去，狡猾的韩学增又生一计。

李梅五建议刘少奇把失业团解散了，刘少奇批评他工人斗争最终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李梅五却认为建立工会完全可以通过给苏方递交申请的方式实现，不必拼得你死我活，刘少奇提醒他，他们要的工会不是一纸公文，而是实实在在能为工人做实事的工会组织。

李立三在上海召开党组织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向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动暴动，之后会攻南京、武汉，他特别批评了满洲省委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这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右倾表现，刘少奇接到中央指令后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安排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央的批评和指示。大家没想到他们只是因势利导把罢工变成复工，中央竟给戴了这么大的帽子。

另一边的李梅五在韩学增的蛊惑下，准备带着各自能掌握的工人，搞一次工业维持会的大改选，让他们做正副会长，而且还叫了新闻记者。正在开会的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安排李隆真通知工会委员会的同志们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告之了大家事情经过，决定立即以失业团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第一，失业团不是工业维持会办的；第二，李梅五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不代表任何工人组织；第三，否定李梅五等人的代表资格。刘少奇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