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伯成
牛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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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生地天津
  • 国家或地区中国内地

牛伯成简介

1969年先后赴内蒙古开鲁县曹家营子村、河北省遵化县宫里村插队务农,后历任天津市第四人民造纸厂办公室秘书,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记者,天津市文联干部,天津市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专业作家。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纪实文学《中国刑侦一号案》 96-97年全中国乃至国际刑警组织都相当轰动的案子。

成长经历

牛伯成属于写东西比较晚的人,他上中学的时候理科好于文科,对作文一向没什么感觉,所以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靠文字生活。但他在30岁那年,和南开中学的同窗相约,试着写了一个故事,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天赋,就写了下去,一个接着一个,“窜”得还挺快。 跟共和国同龄的人多少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牛伯成中学毕业后,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一片锣鼓喧天中,他跟着一帮同样激情满怀的学生们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牛伯成去的地方是内蒙古哲盟开鲁县的曹家营子,在那里,他生活了三年。

回忆插队务农的那段生活,牛伯成很是感慨,他说他是那种特能干农活的人。挖河、盖房子、种地,人家能干的他都能干,顶个壮劳力使唤。他干活有个诀窍,除了割地,耪地、甩锨都是左右手。挑壕他和村里一个壮小伙搭帮,一天挣了五个工。不过那时候他把学校里学的文化丢得差不多了,写信挠后脑勺,常用字也不知道扔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他躺在杨树趟子里流过眼泪。三年后,他转到河北遵化的一个钢铁厂当临时工,厂里的高炉、电炉、机修、轧钢,他都干了个遍,条件艰苦,他一头大汗,脚下踩着冒烟的防烫鞋,干得还蛮带劲儿。后来出息了,偶尔给厂里写个材料、编个快板书什么的,为此调到了工厂的办公室,成为厂里第三号的材料匠。1975年10月,他被招工回到天津,在天津第四人民造纸厂当了一名保全工。凭着在遵化钢铁厂搞过材料的底子,半年后他就被抽调到厂办公室,担任了办公室大秘。那时一写材料就写大半宿,常和厂里的、公司的、局里的材料匠们“厮混”,还学会了“吹稿”,没词时大家一起“吹”出一篇讲话稿,领导在上边发言,他在下边打盹,睡觉。

偶然的一天,牛伯成和两位昔日同学聊天,讨论这辈子要干点什么。30岁是而立之年,他们却仍迷茫。几个人商量,不行就试着写写小说吧。于是定了几条,一是提高文字水平,二是看名著,三是试着就一个他们都知道的故事写一把小说。牛伯成一丝不苟地这样做了,提高文字水平的方法居然选择了抄录词典,一本厚厚的《现代汉语词典》他从头抄录到尾,从本意到引申意弄了十几大本。读名著他没多大兴致,看看就烦了。牛伯成说从那时候他就没有多少名家意识。写小说写得挺得意,两三个月过去,他写了本五万字的小说,写得挺像那么回事儿。他把“小说”抄在一个软皮本上,居然像手抄本一样有好多人传看。牛伯成对自己说,看来还行,那这辈子就写小说吧。他搞创作的起点,就是这次偶然的同学聊天。

1982年,牛伯成从工厂到市委宣传部的《支部生活》杂志,当了一名记者,分工采访公检法和纪检部门,负责写“批评”稿。这期间,他参加了海风文学社和河西区的柳林文学社,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1989年,他正式调到文联,当了一名专业作家。

创作转型

牛伯成从198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第一篇小说《今天我迟到了》,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后又写过诸如《远去的列车》、《孔雀羽毛》、《新闻记者和他的妻子》等短篇小说,多为车间文学和都市情感小说,并无什么影响。 1983年牛伯成第一次触及知青题材,短篇小说《看场》发表,引起天津文坛的注意,他自己也找到了感觉。随后一口气,用同一主人公苏锐连着写了三个中篇《苦舟》、《沙荒》、《热土》,分别在国内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有了一定反响,而他关于苏锐后来命运的长篇小说《天民》完成后却搁置了10年之久,直到1998年才以《最后一个知青》的书名和前三个中篇一起,合成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最后一个知青》保存了知青生活的原生态的生存状况,又透视出在苦难的背景下,知青苏锐一系列天问般的对人生的思考,成为知青题材中一部另类小说,出版后产生过相当不错的反响。

牛伯成说,写完《天民》,他认为他的知青小说应该告一段落了,随后转入了所谓城市小说的创作。牛伯成的思维偏于对灾难题材的思考。他说他经历的事情很多,看到过许多苦难的东西,比如唐山大地震、大兴安岭火灾,他都亲临过现场,再比如他对工厂生活的灾难性体验,以及对环境生态等忧患式的思考。经历是一个方面,他对这类题材的敏感和动情,成为了他小说的创作源泉。他提到他的长篇小说《天狱》的创作过程,最初的冲动是在采访大兴安岭火灾后,他乘坐火车去满洲里,路上看见一条河,河岸是血红色的,在大地的肌肤上深深地切割了下去,他体现到一种死亡的荒蛮的力量。他说,那一刻他有世界末日之感。这为后来他创作《天狱》,描写一群在雪山上遇难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提供了感悟上保障。

坎坷历程

然后的几年,牛伯成因种种原因几乎放弃了写作。这里边似乎有着他不愿提起的历史。

1995年,牛伯成被公安部邀请到湖北钟祥开会,参加了《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丛书的创作。他说,那时的他并没写过纪实体小说,参加这个写作的一个心态是借此机会到各地玩玩。结果,第一站,他就去了辽宁。对公安战线的采访打开了他的另一个窗口,看到他以前从未看到的人和事,直接和死刑犯面对面交谈,和粗犷而又细致的刑警们光着膀子喝酒。这使他很快就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一部洋洋洒洒40万字的纪实体长篇小说《原罪》面世了,且受到了好评。这把他引入了公安题材的创作中,一写就是10年。依牛伯成的说法,这又是一个偶然。这就好比人家开来一辆车,招呼说:上车吧。他说,不去。人家说,上来吧,有小酒喝。他摸摸下巴,上去了。结果就有了后来一系列的转变。接下来牛伯成又写了《中国刑侦一号案》《大黑帮》《天下英雄》和《血色通缉令》。其中,《中国刑侦一号案》反响最大,后来改编成电视剧《末路》。《大黑帮》获得了全国法制图书文艺奖,《天下英雄》获得第八届《金盾》长篇小说一等奖。

关于公安题材的纪实文学,牛伯成心得很多,他说,写这类题材采访要深入,不怕重复,同时要跳出案子来思考,还要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平等交流。去年牛伯成去新疆采访持枪抢劫犯马汉庆,他跟对方谈了两次,每次都有7个小时之多,马汉庆很信任他,把心里话讲给了他听。牛伯成说,这样采访写出的作品才有真实性,也才有震撼力。

搭上主旋律

牛伯成这两年又搭上主旋律题材创作这班车。他自己也说,写主旋律是他没想到的,他以前也不是一个主旋律作家。这主要与他涉足了影视圈子有关。 因为几年前《末路》的改编,牛伯成介入了影视界。此后,他连续创作了几部公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2004年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任长霞》剧组找到他,请他参加剧本的改编。这一剧本改编得很成功,受到公安部及有关部门的一致好评。电视剧播出后,也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去年牛伯成完成了《殷雪梅》的剧本创作,写出了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连续剧在今年教师节期间作为重点剧目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今年,牛伯成又开始创作关于女法官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他用一年时间了解和熟悉法律界的事情,采访了多名著名的女法官,电视剧暂定名为〈中国女法官〉。

牛伯成觉得创作是个好玩的事情,他对任何人和事都有兴趣,喜欢注意观察生活中不同人的生活细节,这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他进入写作圈子比较晚,搞公安题材也比较晚,进入影视圈子更晚。但一路走来,他都得心应手。除了他手头较快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良好的“玩”的心态。他比较信任自己的能力,相信吃亏是福这样的格言,随便吧,干活儿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丢了东山,还有西山呢,所以,他的路越走越宽广。

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牛伯成跟着这个国家一起经历了几个不平凡的时期,插队、当工人、写小说、做编剧,有苦难也有收获。他觉得这是一笔财富,陪着他度过一段段苦乐相间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