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云为毛泽东安排一次特殊的叙旧会，毛泽东也在蒋先云的引荐下，认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三人相谈甚欢，陈延年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面对着不同人，既要贯彻共产党的方针，而舞台又是国民党的，工作属实不容易。

目前关于领导权的问题，引起周恩来等人的重视，是否要争夺领导权，亦是他们考虑的范畴之内。当天夜里，蒋先云开车送毛泽东回来，并且向他倾诉自己的迷茫，国民党派系争斗不断，仿佛已经违背他当年考入黄埔的理想抱负。

毛泽东明白蒋先云的意思，安慰他身为军人就要做好军人的职责，派系林立斗争，完全不会妨碍他的保家卫国之心。待蒋先云回到军校，发现蒋介石早已等着他，话里话外点他虽不可忘故交，但要谨记自己的身份。

次日一大清早，毛泽东第一个到达宣传部，注意到宣传部陷入疲态尽显的状态，老员工们在工作方面都是懈怠消极。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果断召开会议，提及到直系军阀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应该着重宣传这件事情，也是向大众宣传革命的好时机。

在场人闻言面露难色，宣传部成员以黄棠为首等都觉得军阀关系错综复杂，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不利于宣传。但是毛泽东强调事件复杂就抓主要矛盾，军阀混战的根本原因是背后有不同帝国撑腰，他们宣传的目的就是反帝国和军阀。

除此之外，毛泽东发现这些报道内容晦涩难懂，全国老百姓识字率非常低，而国民革命的首要宣传对象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就是要与民众相结合起来，在他们中间生根开花。所以毛泽东告诉在座各位，文化低绝非老百姓的错，却是宣传部需要力行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全面改革宣传部有了些小突破，反倒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日益嚣张，戴季陶发表反共言论，印刷成册在全国传播。瞿秋白拿来两本小册子，里面主要阐述两点：反对阶级斗争和肃清国民党内共产党。

也正是这两点彻底引起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不满，国民党的论点就是希望无产阶级放弃个人利益，老老实实听阶级的话，可见其人极其煽动。瞿秋白认为反帝反革命光靠国民党已是行不通，眼下李大钊与奉军第三军团的郭松龄见面，而此人对国民革命心怀同情之人，令共产党看到了些许希望。

直奉战争前线的指挥所，一封紧急文件传送给郭松龄，其夫人韩淑秀暂为接收。房间里，李大钊和郭松龄促膝长谈，郭松龄空有爱国之心，本以为投靠张作霖就能施展抱负，岂料竟与其他军阀系一丘之貉，纵然少帅尚有不同，可惜有志难为。如今看来泱泱华夏四分五裂，皆因列强操控军阀撕咬，外国人从中得利，中国人同室操戈，李大钊感到惋惜痛心，郭松龄为之赞同，发誓自今日起绝不再为私兵走狗，愿为国族之振兴血荐轩辕。

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毛泽东在强烈要求彻底查禁戴季陶的册子，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发表声明表明态度和立场，以防止百姓产生误解。其他人都觉得毛泽东有点小题大做，汪精卫则是预测到国民党将会闹得满城风雨，愿意替毛泽东顶着前面的压力。

针对国民党老右派的蠢蠢欲动，毛泽东向汪精卫建议将戴季陶调回广州中央政府，继续改革宣传部的工作，还要人事任免权。然而戴季陶的册子并未完全禁止，新刊物依旧发行，造成影响极大，宣传部成员都建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唯独毛泽东没有同意，命令他们必须彻查清楚，绝不可再有遗漏。

戴季陶怒气冲冲找汪精卫评理，汪精卫单独把毛泽东喊来，询问他对这种事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应能友好共处，可他脚踏两船的行为还是被汪精卫提醒一番，如果想要站稳实属不易。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右派分子，以叶楚伧、林森、邹鲁为首等人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届四中全会”。戴季陶匆忙赶来，遭到众人排挤嘲讽，他这种中间派完全融入不进，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右派分子通过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系列议案，因会议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举行，史称“西山会议”，参加会议者统称为“西山会议派”。